大学课堂遭遇学生的软抵抗

张瑾（化名）在湖南一所省属高校就读，刚进校就听说大学里上课是“选修课必逃，必修课选逃”，上了几年，他发现真正逃课的同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

“逃课属于极端的手段。”张瑾说，他印象中最离谱的一次，全班也到了一半的同学。可问题是，在课堂上，真正用心听讲的同学却寥寥无几。

非暴力不合作

实际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绝大多数大学生都表示，当下高校抓逃课抓得紧，没特殊情况，谁也不会轻易当“逃学威龙”，现在流行的是“非暴力不合作”。

张瑾所在的教室就上演着这种“软暴力”：

老师坐在教室的最前面，讲着课，内容是教科书上的原文。听课位置最好的前三排，一个学生也没有。两个女生一边织着围脖儿一边窃窃私语。坐在她们后面的一个男生低着头看一本英语六级单词书，边念边写。最后一排的几个同学打开手提电脑，带上耳机看娱乐节目……老师和学生同在教室里，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圈儿。

“上课基本上就是听老师念书。”张瑾说，“也不是没见过照本宣科的老师，可是这位老师普通话不标准，声音又小，不知所云。”这学期教纯理论课，这位老师就“寡说”45分钟。一周四节课对张瑾来说，不啻为一种煎熬。

在辽宁省一所重点大学就读的张闯曾经对大学课程抱着很大希望，后来他发现大多数课程都实在不精彩，老师照书念，跟自己看书没什么区别。“比如法律基础，学完以后还是法盲一个。”张闯说，“就不能举几个鲜活的案例吗？”

大多数时候，张闯就在课堂上自习，有时干脆趴在最后一排补充睡眠。但凡上演“软暴力”的课堂上，后面几排总是蛰伏着像张闯这样的特“困”生。

“老师甲无奈地说，‘如果后面说话的同学小声一点儿，就不会吵到前面睡觉的同学了。’”这个笑话里的场面，正在大学课堂里真实地发生着。

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说起为什么“不跟老师合作”，学生们的解释跟“翘课”的理由差不多，一种是真厌学，还有一种是对老师讲的课提不起兴趣。

在采访中，大多数学生属于后者。特别是刚进大学的学生，心里有期待，对老师的教学水平和人格魅力就特别较真儿。

严歌（化名）所在的班级为此跟任课老师有过“硬碰硬”的交锋。

“这次反对并不是我们主动的。”严歌说。有一次，同学们接到一份问卷，是学院里的教学质量调查。这样的问卷，严歌从小到大填过很多份，多半都是把老师分数打得很高。但这次，她觉得是个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于是给一个公认最“差劲”的老师打了很低的分数。她在问卷背面写了不少意见，还提出想换个老师。填完之后，她才知道，大多数同学都做了同样的选择。

结果是两败俱伤。老师被院长批评了，但课还是他教。学生们也被班主任批评了。后来期末考试，几个成绩不错的同学意外挂了这门课———恰好是反对意见最大的的几个人。这不能不让学生产生某种联想。

既然正规渠道反映行不通，严歌和同学们就此实行软抵抗，不逃课也不发言，就像歇后语说的：铁拐李，把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生之过还是师之惰

学生也明白，不是每个老师都能把课上得让人如沐春风，可他们希望老师对教课要有基本的责任心。

《电视编辑学》是张瑾和他的同学们必修的专业课。大家早听说教这门课的老师曾在地方电视台工作过，觉得有这样一位懂“实操”的老师挺不错。不料，老师浮皮潦草讲了几周编辑理论后，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非线性编辑我也不是很会，你们自己看看具体操作，我回去也要接着学。”

严歌还记得有一位老师，头衔一堆，著作等身，可是课堂依旧沉闷，很多人慕名而来听课，却失望而去。严歌觉得，其实有很多教课内容可以讲得更翔实，这位老师手上也有很多例子可以佐衬，可惜老师并没有讲。

彭老师在湖南一所大学教英语已经10年,在她看来，十几年来的大学课堂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听课，因为老师讲得让人听不下去。”彭老师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她表示可以理解学生们，“那是一种希望和老师互动的心情”。

为此，彭老师有意识地在课堂上放英文电影片段，教英文流行歌，有时还要准备一些有趣的话题，鼓励同学们站起来说。即使这样，课堂上依旧还是有人发短信，睡觉。彭老师倒比较宽容，她觉得学生们很难在45分钟都保持听讲状态，除非老师的课足够有魅力。

大学老师评职称，更多的是看科研、看论文，教学质量占的比重很小。彭老师认为，这是一部分老师不注重课堂教学的重要原因。

像大多数老师一样，彭老师对学生们指责老师“没责任心”并不完全认同，在她看来，不认真的老师还是极少数的。

湖南某大学教政治理论课的陈老师就很敬业。从事教师工作20多年，他一直在寻求改进。因为教的是公共课，他遭遇的“软抵抗”更多。为了让学生们听课，他曾经要求学生们记笔记，到期末检查。结果学生们互相抄袭，应付了事。

陈老师为此几天没睡好觉，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认真备课，却不能吸引学生。有学生在私底下告诉他，像这种公共课，应该活泼一点。为此，他专门去听了几个老师的课———这些老师都是学生们公认风趣幽默、课堂活跃的。陈老师自认做不到幽默风趣，但是他也开始学习用PPT，因为他看到那些年轻老师的课件都做得很漂亮，自己也想学学。

为了改变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教学模式，陈老师还想出了新招儿。他把全班的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分配一个选题，然后推选出人来讲课，最后再由学生们选出来的评委评分，作为小组组员的平时成绩。

陈老师的理想是把课堂做成当下最流行的选秀节目。

然而，学生却并不买账，因为他们觉得麻烦。虽然大家讲得还不错，但总感觉像是被逼上梁山的。陈老师的改革不算失败，但是并没像他希望的那样，能完全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

“对他们来说，只要能顺利地拿到这个学分，就足够了。”陈老师说，现在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功利了，他们并不想为公共课付出太多精力。

学生掌声是最美妙的声音

张瑾期盼着大家能自觉上课。比如外国文学课，教那门课的沈老师每次上课都是很认真地准备了材料，做了几百张课件。为了介绍作家，她经常摘出一些文艺理论书中的评论。张瑾听说，每周她都要看几本文艺专著。

这样的努力确实换来了学生的认同，几乎每一次上完课，大家都会给沈老师掌声。

在沈老师看来，当大学老师事情太多，想要讲好课，就只能少写论文，少应酬。当然，有得有失。她现在还只是讲师，但她觉得学生的掌声却是“听到过最美妙的声音”。她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听到这些掌声。

“其实课堂上老师和学生是可以互动的，当然学生自己也要愿意学。”沈老师说，在学风好的班级，比较容易跟学生们交流，也更容易把课讲好。她希望学生们不要单纯要求老师，而是老师学生相互理解，共同把课上好。

“要想课堂上师生和平共处，其乐融融，那么从制度设计到学生、老师，都得改改。”沈老师说。（蒋昕捷）

来源：新闻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