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演、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谢飞受到英国电影协会（BFI，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邀请，来伦敦出席“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A Century of Chinese Cinema）大型华语电影季对其电影的放映活动，并与本地观众见面交流。

谢飞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之后留校任教，1993年执导的影片《香魂女》获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英国电影协会举办除了放映《香魂女》和谢飞另一部经典电影《本命年》及观众问答，还特别安排了一场专门讲座，向英国观众介绍他本人以及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

谢飞在接受BBC英伦网专访时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电影改革的看法、表示对第五代导演不再抱任何希望、并期待在一个自由的创作环境中出现第七代导演。

子川：您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呼吁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前几年写过公开信，对这些年来的变化满意吗？

谢飞：我对这些年来的变化非常不满意。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如此腾飞，就是做了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的根本性改变，各种所有制在平等基础上自由竞争，但是在电影方面的改革却是最滞后的。因为中央一向将电影看作思想文化，而不是一个产业，所以控制得很严。

直到2003年，终于有文件说，中国承认文化作为产业的地位。那之后，出现了一些政策上的改革，比如，放宽香港电影进入大陆的限制，允许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电影院并投资国产影片。

目前中国电影产业仍处在半市场经济状态。即使这样，从2003年到今天，中国电影业有了较大的进步。在改革之前，中国电影观众从顶峰时期的100多亿人次，到1999年衰落时仅有1亿人次，使很多大电影院相继垮台—大家都去看盗版碟了。

这就是不按市场规律办事造成的后果。但是，即使目前全国已经恢复到两万多块银幕，仍然远远低于美国的4万块银幕。西方国家人均每年进电影院看电影的频率在2-4次之间，而中国还差得很远。

如果真正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电影业进行彻底改革，中国电影产业还会有更好的发展。很多人说5年之后中国电影票房总量要超过北美地区，所以现在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全球电影制片人都盯着中国市场。《变形金刚4》的票房已经超过该片在北美的票房。

子川：中国电影票房在2010年突破了100亿，去年更是高达200多亿，市场还是很火的。

谢飞：确实是这样。但是，一定要看到，这是对1990年代那拒绝改革的10年造成损失的补偿，并不是说有多进步。政府有些人常常报喜不报忧，只说“现在进步多了”，却不说明当年为什么衰落了那么多。

中国曾经是全世界看电影人次最多的国家，1987年的《芙蓉镇》票房1亿人民币—那是一个电影票价为1元钱的时代。同时期的《周恩来》票房高达2.7亿元，等于全国人民都在反复看。从那个时候的繁荣，怎么会突然掉到没人看电影？原因就是不改革。

近年来开始改革了，这是好事，希望能够继续改革，也必须改革。中国电影如果想要成功，先不要想着冲出国门—中国人好面子，而且似乎总是想强求别人喜欢自己的东西。先让13亿中国观众爱看中国电影，因为如果13亿人每人进一次电影院，那就不得了，会有500亿或者更多票房，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中国目前仍在采取很多保护政策—“国产影片月”等等，才使得每年国产影片加上港台电影的票房在年度总票房上超过外国影片。如果不保护，那么根本无法跟好莱坞大片竞争。

审查制度是电影产业改革的重要一方面。韩国电影业在1980年代经过游行抗议之后取消了审查制度，采取了电影分级制。小小一个韩国，5千万人口，其电影票房在前些年一直领先于中国。

子川：这应该与韩国政府对自身文化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比如，朴瑾惠总统曾经亲自出席在伦敦韩国电影节。

谢飞：是的，韩国人把电影当作一种荣誉，而我们则总是要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而且认为很多外国人能接受的电影有问题，东剪西剪，乱审查。有的电影在国外拿了奖之后在国内被剪得面目全非，因为有关部门认为这种电影丢脸。所以我觉得这是观念问题。

我认为电影业界应该自己来管理这个市场，这也符合李克强总理反复讲的“政府放权”。除中国之外，全世界没有另一个国家是由这么多政府官员组成的影视部门来管理，美国连文化部都没有。因为影视是一个娱乐行业，要靠市场和业界协会自己来管理。我个人不断呼吁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进展。

子川：前不久冯小刚导演访问英国期间曾表示中国导演“戴着脚镣跳舞”，因《天注定》何时能够在大陆上映在接受我采访时也在呼吁建立电影分级制。

谢飞：冯小刚说的对。我是在外国电影节上看的《天注定》，认为没什么问题。

子川：您在英国电影协会（BFI）讲座上谈到，中国一些地方电影院推行自己的分级制，会不会扩展到更大的范围进而促使政府改变态度？

谢飞：我觉得，新的最高领导层好像是清楚这个问题的，只不过他们现在在做其它大的事情，还没有兼顾到电影这边。李克强总理今年上半年曾经两次公开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说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都应该可以做。

我经常说“法律没有说电影院不能为电影分级”，是电影院在放电影，要负责。比如，如果有观众带着6岁儿童来看一部恐怖片，影院应该告诉他，不该带这么小的孩子来看这样的电影。

我查过《出版法》，上面说中国实行编辑责任制，一篇文章一张照片出来，责任在编辑，因为不可能每篇文章都由很多部门去审查。对电影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那些自发为所放映电影分级的影院是负责任的影院。

这些并不违法，但是为什么大家没有这种勇气？我认为，多年以来，很多创作人养成了自我束缚的习惯，觉得这个不好吧、这个通不过吧、这个有问题吧。到底这个表达是不是正确的，你有没有权力这么表达，应该依照宪法来做。

我为什么说张艺谋的电影为什么越来越退步，就是因为他自我约束。

子川：您对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中国导演的现状颇有诟病，但是相当一部分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上。

谢飞：对。曾经有针对国外观众的调查，结果发现他们印象最深刻、最熟知的华语电影是《霸王别姬》、《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

子川：那您希望第五代导演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谢飞：不希望了，因为这些导演都已经60岁了。我认为对导演来说，30-40岁是黄金时代，高峰作品都在这个时期出来。那之后，人的各个方面会退化，不要幻想还会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我们现在寄希望于未来出现的第七代、甚至第八代导演。

子川：您对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还是蛮肯定的。那您认为什么时候会出现第七代、第八代导演？

谢飞：那当然，因为贾樟柯能够坚持用纪录式的故事片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我觉得很不错。

我认为，在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自由地拍《林彪》、拍《江青》了、拍文革了，那时候才会真正出现第七代导演。因为艺术作品不是直接和政治挂钩，也不是说我拍了一个电影就成为历史了。

例如《刺杀肯尼迪》，这个真实事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但是已经拍了多少各种人眼中的事件。这是艺术作品，表达对历史、政治、人生的看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表现？中国这么多人口，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后这几十年是人类最伟大的政治戏剧，充满了戏剧性，为什么不能表达？

子川：您如何看近两年流行的《小时代》系列电影及其带动起来的特定现象？

谢飞：我不反对这种电影的流行，因为它是娱乐产品，适合今天90后年轻人市场，所以很成功。我没有理由去责难它没有思想、没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如果责难《小时代》，那以前为什么不去责难张恨水？为什么不去责难金庸？

我觉得文化艺术界需要通俗的娱乐产品，同时也需要鲁迅先生写的那些有价值、有思想的作品。但是现在中国并没有为这样的作品创造生存空间，而且即使给了这样的空间，创作者的素质却没有达到同样的高度，写不出这样的东西。

子川：您这次受英国电影协会BFI邀请来伦敦参加活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谢飞：我感到BFI是很专业的国家级电影机构，每年有很多放映活动。这次来伦敦出席“两岸三地百年电影光华”大型华语电影季，举办讲座和《本命年》放映后的现场问答，大量观众是英国本地人，这非常好。

子川：哪些英国电影和电影人对您有过影响？

谢飞：我是学生的时候—中学、在电影学院上大学、乃至毕业之后的阶段受到《王子复仇记》等经典莎士比亚片、狄更斯小说改编电影、希区柯克早期电影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些电影增加了对英国文化的了解。

我还比较欣赏英国的一些新导演，比如大卫林奇、大卫里恩、彼得格林纳威等等。当然，后来英国电影与好莱坞合流了，有很多合拍作品。但是影响我最深的还是1930到1950年代的英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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