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说过：“拿走这件简单而微小的东西：风格，那么伏尔泰、帕斯卡尔、拉封丹、莫里哀这些大师身上，还将剩下什么呢?”风格是一个作家的标志，尤其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标志。因此，要将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另一种文字，风格总是需要译者考虑的要素之一。可是，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原汁原味”地传达出来谈何容易!由于两种文字的不同，特别是东西方文字的巨大差异，可以断言，要将一位作家的风格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综观我国的翻译作品，有哪一部做到了完美地传达原作者的风格了呢?朱生豪、傅雷这些大翻译家已经把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的风格翻译出来了吗?不要忘记，风格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不同，必然会使风格产生变化，这就给翻译者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

　　
话说回来，一个翻译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将原作的风格传达出来，因为风格与原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倘若传达不出这种风格，译品就会缺少点什么。你总不能把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译成纤弱柔美的风格吧，那就太失真了。但是，他的浑厚、雄健、博大又混杂着宠杂、粗疏、用字不够讲究，这些难道都要一古脑儿表达出来吗?这样只会使读者感到译文有问题，译者的文字修养欠火候，而不会认为这就是巴尔扎克的风格。所以，译者翻译时是有所取舍的，他要考虑到文字的优美，常常会“拔高”一下原作，而很少会“硬译”到底的，更不用说意译派把译文的优美放在第一位，不断做拔高的工作。据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有的作家的风格不必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介绍过来。

　　
但译者也不用太担心，风格又是同作品内容相结合的。莎士比亚对帝王将相、豪门贵族的描绘，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刻画，与他们的风格有莫大关系，至少他们的雄浑气势是由此而来的，这种风格特点总能在译品中表现出来，不同的译者一般都可以传达出这种特点。换句话说，风格是可以部分或基本上传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读者都可以从译作体会到别国作家的风格。

饶有趣味的是，翻译作品倒不会出现“千人一面”的结果，不同的译者就有不同的译品。朱生豪的译作与卞之琳的译作存在很大差别，更与孙大雨的译作大相径庭。你翻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就会发现不同译者的译品在风格上千差万别。倒不是不同译者对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风格有不同的理解，而是他们的文字特点和修养以及翻译技巧和观点起了作用。拿莎士比亚来说，用散文去翻译诗剧和用诗去翻译诗剧，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差异。从传达原作风格来说，用诗去翻译诗剧才能做得较好一些，问题是译诗的水平是否能达到一流。

　　
既然译者有自己的文字风格，那么他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就很难做到克服自己的文字风格，而用另一种文字风格去翻译另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同一个译者在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总是用同一个笔调。当然也有例外，如傅雷在翻译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时，能够很好地把原作的讽刺幽默表达出来，这就表明傅雷的翻译水平确实很高。聪明的译者会选择自己拿手的体裁来翻译，例如杨绛就擅长翻译流浪汉体小说，自然，以“水浒体”去翻译流浪汉体小说是否能传达原作风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