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买了本《我的千岁寒》，看了半个序，随即将之插进书架，与之毗邻的《山居笔记》立马束了身，仿佛故人久违，仿佛虚位以待。我想，余和王俩鸟人这下终于成友好邻邦了，友好成了五十年代的中国和朝鲜。虽然，我早料到这次王朔搞这么大动静，是因为他的文字本身已经弄不出什么动静了。但我还是买了，28块钱，KTV尚可叫八分之一个小姐的钱。我承认，书名很不错，估计整本书也就好了个书名。王朔早知道中国傻逼的两大组成部分乃：娱乐大众和文化虚荣分子。所有的表演都是为他们准备的――傻逼的可爱之处在于，今天被耍成呆逼了，明天在骂爹操娘的同时被耍成了更呆大的逼；文化虚荣分子的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半个知道分子硬要扮成个全知，拉个大便都能搞成布道仪式，从手纸中惊叹出中华古国文明之博大，哀叹着世风如屎尿哗啦啦之日下。所以，王朔作品本身绝对不是经典，而王朔现象将会成为若干年后中国呆逼文化界研究的经典素材。

一个军队大院的野孩子，腼腆的文学青年，无辜的痞爷，摇身一变，装扮成了博通文史，兼通神理，高于万众之上的圣人。所以，王朔说，我在高处，很寒寒，千年寒――这书名好的，除了千年老妖，谁想得出。这些都是题话外。题内话是，王朔生于1958，我生于1978，他比我整大20.而今，他成千年老妖了，我却依然按人类一般的生理规律在生长，据说今年三十，那就三十吧。万物流转之快，让我来不及和春子玩一次跳房子，就到青春期了，让我来不及牵一次春子的手就弱冠了，就为人师表了，春子就去了洗头房，这鸡巴冠弱的。现在都而立了，春子的儿都立起来了，立起来的儿子之小鸡鸡偶尔也能立那么几下了，王朔都成妖了，妖的鸡巴是个什么样――生活究竟是梦，是悬疑电影，还是人妖的鸡巴？我不寒而栗，寒而立。
　　　　　　　　　　　　　　　　　
奶奶活着的时候，说我这条命是捡来的。一岁的时候，先感冒，后成气管炎，又成支气管炎，吊针打不进，躺在床上哭，泪水淌进耳朵，兼得了中耳炎，高烧不退，形同休克，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医生说：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回去吧――跟21世纪祖国大地的白大褂一个腔调。父亲无师自通为我自制了一口棺材，1米左右长，没上漆，白的。我之所以没能躺进如此崭新的棺材，是因为在某条大河的对面，有个赤脚医生在我全身上下抹完草药让我回家躺了几天之后奇迹般地退了烧，康复了。在农村，捡到钱，捡到田边的镰刀，都是莫大的惊喜，很偶然。我捡回了自己的命，却觉不出惊喜――谁还记得一岁时候的事情？奶奶说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她说的是别人的故事，弓身打棺材的父亲是一团白雾，就如王朔小时的父亲是一绿军装。他母亲是一呢大衣，我母亲呢，是一碗中药。
　　　　　　　　　　　　　　　　　
如果以十年为生命的计量单位，那么，我的头十年是弹弓，是猫头鹰，是木手枪，是霍元甲，是夕阳下碰破的额头艳阳里流血的脚趾，是春子生气时翘起的嘴唇……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可它们长久温暖着我，白天和黑夜。每次想起，感觉就像“小王朔”穿着宽大的绿军装在军队大院的屋顶轻声行走，夕阳斜照过来，瓦片在脚底发出声响，而脚底下某个房间的书桌上摆有春子的相片，黑白的微笑，遥不可及――我的童年仅有这些，它们无比丰厚。
　　　　　　　　　　　　　　　　　
十年之后，死了个初中女同学，我还想得起她的名字，并清晰地记得她的长相，可同学的时候我几乎一点都没关注过她，她就这么死在了自己20岁的青春里，死在了黄四化在广州做传销姚永康在上海打工春子在洗头房推拿我在学校里师表的年月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经常想，她的棺材应该多长？1米5几吧。每个人死了都只剩下静止的长度。“王朔的一个同学”高空跌落在干涸的泳池里，稀巴烂，又是个什么长度？而我的青春期，是个稀巴烂的太阳，只有发育特别良好的乳房，夏天学校水槽边洗衣女生雪白的手臂，一个被称作公共汽车的女孩送我的两个风铃，黑夜的勃起，足球和电子游戏……是照进寝室窗户的阳光里那些灰尘，到处漂浮，无所不在，却来不及给青春死掉之后留个长度。一半是稀巴烂，另一半是稀巴烂。
　　　　　　　　　　　　　　　　　
当我莫名其妙地师表了几年，莫名其妙地干了些莫名其妙的事之后，据说自己而立了，领证都四年了，万物生长，万物流转，而今王朔都出来万古流芳了。这期间十年里的每一天都感觉是在复制前一天的生活，就如那个曾经青春，曾经令“青年王朔”朝思暮想终而离婚的女人在无尽的公路上拼命地蹬着脚踏车，飞快地骑行在一片虚无之中，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在高速逆行。但我日渐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色彩和温度，直到自己成为一个静止的长度，永远跌落在虚空里。
　　　　　　　　　　　　　　　　　
我曾在王朔的小说里活过，王朔死在我那些复制的生活里，一个静止的长度。曾经动物，那么凶猛。

（来源：天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