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9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出炉，“自己”超过“周杰伦”、“成龙”等明星，成为90后最崇拜的偶像，而在职业规划中，大学生们最不想当公务员。(11月27日《重庆晚报》)

诸多明星之于80、90后，仅仅只是喜欢。90后“自己”才是自己最崇拜的偶像。个中缘由，不言自明。因为明星已经引不起他们的崇拜。有关专家的解读，认为这是青年一代自信心增强的表现。而我的理解，这并非是他们自尊的自信，恰恰是出于某种“无奈”。这正如“最不想当公务员”一样——连年不断创新高，越来越火爆的公务员招考是事实。那么，我们是相信“心里话”，还相信这个事实。唯一的解释只有“无奈”——要么言不由衷，要么行不由己。

显然，人之所以会崇拜某一类杰出人物，是因为其集中代表了自己某种理想、信念。换言之，凡是某种“杰出”印合了自己心中的崇高，所谓情投意合，必然产生崇拜，这也是情不自禁的。当下的“杰出”，引不起80、90后的崇拜，原因便是“杰出”与他们心目中的价值理念不够“合拍”，或者说达不到应有的强度，所以形不成崇拜的“共鸣”。

对待“崇拜”，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定势思维，即往往追究主体为什么产生不了崇拜，而相对忽视客体是否具备了时代普适性的“崇高”。所以我们要迷惑不解，在这样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杰出辈出的社会，咋就没有他们崇拜的，而会“崇拜自己”呢？

曾记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他们表现出的那种“长头发”“喇叭裤”，以及“玩世不恭”的形态，似乎也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于是舆论说“这是垮了的一代”，是“迷茫的一代”，“怀疑的一代”，“颓废的一代”等等。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还算是“好孩子”，可对当时社会普遍“质疑”的境况，感同身受。其实，那时由于思想禁锢刚刚破解，传统“说教”刚刚破败，但是传统积累的社会普适“崇高”，仍然具有较强的惯性冲击。比如成功的模式(考上大学)，就业的样式(个体户)等等，有“自主”但难“选择”的“无奈”。表现出的是社会飞速转型下的某种“失重”——崇高却不现实，现实又不崇高的矛盾。当陈景润、张海迪、女排、霍元甲等等出现时，为什么立即形成了一股股狂热的崇拜？老实说，这个崇拜的直接基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矢志报国”之类，而就是“顽强拼搏”——这对他们是很实在的人生支点。这个“顽强拼搏”被高高的定位于崇高之上。

毋庸置疑，现在所有的“杰出”和“成功”，也都饱含顽强拼搏的精神。然而，也毋庸讳言，现实的“精神力量”缺乏应有的感染力，或者说似乎已不那么“崇高”了。相比之下“机遇”“机会”显得更加重要和珍贵。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正常的。然机遇、机会对于芸芸众生，未免比较虚幻。其次，剔除“机遇”“机会”，改革开放第一代创业者，完全可以凭借精神力量，白手起家，取得成功。马云扣除机遇、机会，“条件”也是颇硬的。也就是说如今成功、杰出的“条件”因素在提升、强化，门槛增高。那么这个门槛条件，不管怎么说也难说有多“崇高”。比如“学得好不如生得美”。

当然，无奈并不就是消极的，更多情况下或许就是一种积极。因为创业者总是“无奈”的。想创业才有无奈。对于任何创业者来说，确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创业创新不是复制，也没法复制。八十年代青年的“迷茫”是这样。今天80、90后崇拜“自己”的无奈，也是创业创新强烈冲动的表现。

不崇拜明星名人，因为80、90后的骨子里并不缺乏“艰苦拼搏”的精神，抗击冰雪、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等中的表现就是很好的明证。而且他们正是喜欢和期盼挑战性。他们拒绝平庸，他们热切需要的是崇高。社会在大力为青年一代，创造“机会”，创造“条件”的同时，需要着力经营的还有为他们创造“崇高”。这非常重要。崇高是青年人赖以生存生长的氧气和热血。每一代青年无不是在时代崇高精神激励下，开拓成长成功的。

财富不是崇高，名气的光环也不是崇高。唯有“精神力量”才是崇高。那么，现而今我们具有普适价值的“崇高精神”，到底如何标识标志——这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必需作出的回答。社会转型，我们需要将“崇高”更为“现实”，使“现实”更具“崇高”。（严雨龙）

（来源：新华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