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各个学校仅仅用家长签字的一张订书单，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进行着“统一征订”。除了各教辅出版社外，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新华书店、学校也在理所应当地分食着其中高额利益，在清晰可见的教辅书暴利产业链条下，本应干净的义务教育产业，正面临着被蚕食和破坏的巨大危机。(6月1日《经济参考报》)

对一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而言，教辅材料无疑是一块“唐僧肉”，因此，他们总会“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规则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权力分红”中充当“带头大哥”。正因为这样，国家的三令五申就逃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遭遇“中梗阻”“硬抵制”和“软强制”，中途夭折。

垄断产生暴利。产值达500多亿元的教材和教辅市场，对谁都是一个诱惑。为了分一杯羹，相关部门和人员容易铤而走险，置国家严令于不顾，违规操作。所以，尽管教育部等部委明确规定：严禁将教辅材料纳入《教学用书目录》、印发教辅材料《推荐目录》、搭售教辅材料以及强迫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但安徽省教育厅依然我行我素，定期向全省公布《安徽中小学学生作业目录》，自行其是。“严格禁止”遇到了“推荐使用”的“中梗阻”，“一刀切”的执行就被套上了“自愿购买”的遮羞布：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以行政规范的形式，推荐辅导用书目录，把“硬规定”变成“软介绍”，其实就是一种默许和垄断，是一种“软强制”；另一方面，学校和教师，采取“课内损失课外补”，对课堂内的内容打上折扣，以转接到推荐的教辅上，变相逼迫家长和学生购书，则无疑是另一种“软强制”；同时，再加上“自愿订书单”这样的程式性完善，“被自愿”下的教辅征订，更具有了形式性的欺骗和表面上的迷惑。

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强制”，这是一种无耻权力。与“蛮横无理”相比，“被自愿”更具有程序上的正当性和手段上的隐蔽性，是一种隐性的“软暴力”，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很容易逃避责任追究和制度处罚。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甚至还可以用一副无辜样示人——家长学生自愿，与我们何干？我们可以管住自己，难不成还能管住家长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软强制”比“硬抵抗”更加可怕，这就好比慢性毒药和急性毒药，前者隐藏无形，后者立马见效。尽管都是对政策的抵制，但“软强制”更难被发现和举报，从而逃过打击。“软强制”是利益集团在权力自肥的同时，采取的一种迂回战术和规避策略，其违规操作的实质没有改变。没认清这点，就难以斩断教辅书暴利产业链，甚至陷入打而不死的局面。

（来源：新华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