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来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之后，“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一线城市成为历史，北京放开义务教育阶段外地生学籍、上海“关停并转”农民工子弟学校等措施，被舆论认为是一线城市试图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风向标。义务阶段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看似有了一个政策性的长期解决路径，尽管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高考平权等问题上依旧裹足不前，但毕竟是在“扭秧歌”式地前进。但，非义务阶段的学前教育呢？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北京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工人日报》6月17日）

姑且不论报道中所用的“山寨”一词是否妥当，1298：1266，从这个总量上已经超过正式注册的幼儿园的数字比较重，已经可以推导出，北京这个流动人口庞大的城市中，同样存在数量庞大的户籍外的流动儿童。那么，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与农民工父母一起常年生活在北京的流动儿童，他们是否应该享受到同样的学前教育资源？这种制度性的不公平如何才能得以破解？

幼儿园的学前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孩子们集中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只负责看护与安全，在教育学者眼中，学前教育甚至可能比义务阶段的教育更重要，它对儿童的人格、性格、行为习惯、学习习惯等许多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学前教育的差距，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起跑线不平等的差距。一个城里的孩子，可能纠缠着父母在假期去“看世博，知世界”；而一个菜贩的小孩子，却可能在青菜堆中跳来跳去度过他荒芜的孩童期。这就是差距。

但一个菜贩的儿子和一个城市白领的儿子，在承载一个家庭未来预期上却是没有区别的。记者在对流动儿童的调查中，翻看农民工家长的日记，发现实际上外来务工人员对孩子有着比较高的成才预期。在多数家长眼里，为了孩子的成才，“砸锅卖铁也值得”。

但制度性障碍的破除远大于经济所带来的压力——“园方上来就问你是外地的还是北京的？外地的马上就说满了，谁让咱娃不是北京人。”户籍制度附带的机会不均等，从一开始就让一个国家、但身处藩篱内外的孩子们在教育机会方面拉开了差距，站在了两种人生境遇的起跑线上。出生成长于湖南农村的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在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城市、农村在素质方面、机会方面的鸿沟越来越大，这就是农村跟城市比，在过去二十年遭遇越来越差的原因。（《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同样的，即便农民工子女从小便生活于他们父母亲手一砖一瓦建设的繁华都市，但由于制度性的障碍所制造的不公平，他们日后与同龄的城市孩子的差距也将越来越大。制度一日不破解，便愈加坚固一日，直至创造出一个菜贩的儿子日后仍旧只能卖菜的无解人生来。

具体到这则北京市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山寨幼儿园数量超过正式注册幼儿园的新闻来说，其中还有国家对学前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学前教育优质资源严重不平衡的事实。类似“近百位家长连排3天队争5个幼儿园招生名额”的新闻，也不仅仅出现于北京一地。如果在体制内连城市户籍的孩子都有上幼儿园难、上幼儿园贵的难题，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如何指望眼下的格局解决？

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问题，是不可能寄托于现有的1266所“正版”公立幼儿园的。现实性的解决之道，是承认并规范这1298所非正规的“山寨”幼儿园，如同当年将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入当地的正规教育体系一样。这是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有承认其价值，山寨版幼儿园才能突破目前的发展困境，让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得到同等的学前教育。

有时候，我怀疑目前火热的“城市化”是否是一个伪概念？如果它意味着农民工盖起了越来越高的房子，自己却只能蜗居在偏远的城郊；如果它意味着农民工每日为我们供应新鲜的蔬菜，自己的孩子却只能与父母一道摸爬于混乱的菜市场、与五彩的玩具和朗朗的儿歌无缘，我真的怀疑“城市化”最终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几年前，一群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登上了春晚舞台，他们的诗朗诵成为当年感动无数观众的节目。难道，我们还要再让山寨幼儿园的孩子们再上一次春晚，再感动中国一次吗？

（来源：新华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