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中国大学精神失落的讨论就已经一波接一波，但伴随着就业难等问题的凸显，大学精神的讨论一度被遮蔽。4月4日，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声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他对学生表示，“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对此，凤凰网作出调查显示，七成网友不赞同董藩教授“4000万”的言论。而在6日下午，董藩也通过网络发表声明称，“4000万”的言辞仅仅是在激励学生进步。不管如何辩解，这位从事房地产问题研究的教授显然是一位物质主义者，金钱多寡在他这里成了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中国大学精神的失落，由此再次展现。

当然，相对于曾引金钱为羞耻的年代，公然以金钱衡量是否成功是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不是对物质敢不敢追求，而是对物质的追求已经超越一切，物欲横流的社会秉性早已侵蚀进昔日的象牙塔。遥想上世纪80年代，在大学里人们谈论的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多数人在吃饭时讨论的是萨特，是尼采，是海德格尔，是国家的前途，是人性的复苏，是人文的走向。可如今，曾经“白衣飘飘”的校园充斥着金钱至上论，“谁搞到钱谁就是爷”，为了金钱可以不计一切代价，甚至于“笑贫不笑娼”。虽然这只是一部分思潮，但这部分思潮的影响却是广泛性的，因为预示着价值观变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变了，理想主义被拜物教所取代，人文理性被工具理性所取代。

这能怪学生们吗？也不能怪。这是社会病。西安一位学音乐的大学生药家鑫为什么会杀害手无寸铁的农妇？仅仅是他认为农村人难缠。他不知道，他的恶行让一位年仅两岁的儿童永远失去了母亲。而他的一位师妹居然表示：“谁让她记车牌来着？要是我，我也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瞬间跌落尘埃，大学精神斯文扫地。这又不仅仅是大学精神的失落，更是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跌落。是谁在影响大学生的判断？是社会不断释放的钱权至上的地位评价体系，是一些教授对于金钱的不懈追求和对于权力的阿谀奉承、摇尾乞怜。今天，不少知名教授忙于四处兼职，忙于拿课题、拿经费，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影响着弟子们；某些官员在到处寻租，茂名官场的大面积贪腐行为已然说明一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报考公务员？因为这个体系是一个可以融洽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系，是当今中国评价社会地位的两大体系之一：要么成为巨贾富商，要么成为中高级官员。

拯救大学精神依靠什么？不能靠金钱，也不能靠官职。要让那些作出过社会贡献的人都得到社会的尊重，判断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仅仅靠权钱，也可以依靠他的人格、贡献和精神的魅力。做到高官巨贾可以被崇拜，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但科学家、思想家以及一切对于社会发展有着正面价值的人物都应该被尊重，他们都是时代英雄。英雄应当多元化，恰如我们的社会已经在迈向多元化。如此，我们的改革才更有价值。

（来源：新华网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