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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为了庆祝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打击盗版和侵犯知识产权（IPR）的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功，中国政府在全国六个城市集中销毁了大量盗版制品和假冒伪劣商品。520万本图书、DVD和其它假冒伪劣商品化为灰烬。据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副局长高峰在1月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此次活动之前的三个月内，全国执法部门收缴了超过600万件此类商品，抓获了犯罪嫌疑人4000多人，罚款金额超过51.2万美金。

但是这一行动并没有给安与恩律师事务所（Anderson & Anderson）的知识产权律师包恒（David Buxbaum）留下深刻印象。这位自1972年起就在广州工作的律师是那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破冰访华之旅后第一位被允许在中国执业的美国律师。他不那么确定这次从去年11月开始的专项行动和类似的政府项目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坐在他位于中国制造业和出口业心脏地带的广州的办公室，包恒把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状况称为“急速扩散的瘟疫”，只有对行政和法律系统进行重大调整才能根除这一顽疾。

“我住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包恒说。“每个人都买得起正版光盘和电影，但是你就是找不到正版碟。所有光盘都是盗版的。”虽然在全国95个知识产权法庭中，涉及商标、专利、不公平竞争等案件的数量都在上升——据网上知识产权案例数据库CIELA.cn统计，自2006年起，共有13000件此类案件——但“考虑到知识产权侵权在中国的严重程度”，这只是个很小的数字，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希望杜绝盗版，以中国政府强大的执行能力，他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所有的知识产权律师都像包恒这样持怀疑态度，但是的确有很多人对一些问题表示了担忧，从计算机黑客到盗版商品，甚至高端的工业间谍。这些问题在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以盗版商品为例，根据欧盟的数据，2009年在27个欧盟国家所查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中，有64％来自中国，比2008年上升了10％。在缴获的1亿1800万件物品中，服装的比例最高，但是也有其它各类商品，包括药品、家用电器、香烟、还有CD和DVD。

但是形势会变得更糟吗？在某些领域内，外国企业要想赢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在国内投资，他们必须同意向中国的合资伙伴转让技术，这让他们感到恼怒。中国最近提出的要在2050年前把中国建设为一个科技强国的本土创新计划也充满争议。它鼓励一些行业的中国企业研究和仿制进口的技术，这样他们就能在产品上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在费城举办的沃顿中国商业大会中发言的德勤（Deloitte）公司合伙人钟静娴（Lilly Chung）指出，这一计划旨在提高包括新能源和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七个高科技行业的“产品附加值”，让这些行业占GDP的比重从现在的3％提高到2015年的8％，2020年要提高至15％。“这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是巨大的。我认为政府的领导层明白，技术将会推动中国的下一轮发展。”

但是，“在很多国际性科技企业看来，这是一个技术盗窃计划，而且规模之大，未曾有之，” 安可公司（APCO Worldwide）的高级顾问，中国问题专家麦健陆（James McGregor）在去年由美国商会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写道。这份报告的题目是“中国‘自主创新’的动力：一张产业政策的网络”。

让很多知识产权专家同样感到不安的是跨国公司对这些威胁的反应。尽管对于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有很多讨论，但专家认为很多企业层面的预防措施还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最大的障碍是很多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做不了什么，这也算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期，”罗思知识产权事务所（Rouse Partners）在广州的律师贝仲明（Chris Bailey）说。他回忆起一次让他惊诧的经历。当时他前往拜访一个知名的跨国大型软饮料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室，发现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但落伍，而且经费不足，“我们只有非常基础、低成本的行政人员在处理相关事务，根本无法向法院提出刑事甚至行政诉讼。这家公司的母公司也许在本国市场的知识产权管理方面非常活跃，也许在重要的市场也是如此，但是它没有把这部分的经验带来中国。”

逐利而行

侵犯知识产权不仅在中国非常猖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于是很多跨国企业认为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战役。“你永远也不可能赢，你只能做好管理，”耐克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唐纳德·布莱尔（Donald Blair）在沃顿中国商业大会做主题发言时指出。“很不幸的是，我只能半开玩笑地说，因为你的品牌足够火，你才会有假冒商品的问题。”

在中国，耐克的品牌的确够火。这位首席财务官表示，耐克是中国市场的领头羊，在5月31日结束的财年内，它在大中华区的年销售额超过17亿美元，并且有望实现其于2015年前销售业绩翻倍的目标。

实现这一增长的关键是其在国内将近两百家代工工厂。“和我们工厂合作伙伴的良好关系能帮助我们管理假货问题，”他说。“很不幸的是，生产一个看起来像耐克的产品并不难。但是要生产一个能起到耐克作用的产品却很难。如果你把真货和假货做比较，你就能看出差别来。冒牌货很重，它也许在外形上很相似，但和真货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然，中国市场对于耐克来说并不只是一个生产基地，它也是创新的来源。“在过去几年内，不少产品的研发，甚至创新是在中国完成的，”布莱尔说。“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发明了一些新的想法和产品，比如一种制造非常耐用运动鞋的技术，它非常适合在中国很普遍的室外硬地上打篮球。这一创新后来也用于全球其它市场，推动新的创新。”

高昂的成本

这对很多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来说是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在风险咨询公司Kroll在香港的副执行董事尼古拉斯·布兰克（Nicholas Blank）看来，知识产权侵犯和假冒产品还是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不是在说什么欺诈问题，而是可能会给公司带来几千万美元损失的问题。而且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它还会影响到企业的士气，并且这些事情需要对监管部门进行披露。”

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耐克的布莱尔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的损失是当今商业运营中不可避免的成本。“人们想把研发部门锁在一个小屋子里，但是那其实并不可行，”他说。“在现实生活中，在你经营的过程中，总是有一部分知识产权不可避免地会走出门去。关键是找到那些大的漏洞并且进行弥补。”

一个简单明了的做法是对应聘者进行背景调查，虽然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在中国受到局限。“在中国，企业档案涉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动辄就几百页。但是要对一个人进行犯罪记录调查却无法做到，”布兰克说。“很多调查需要走出去，和人进行交流，”来帮助公司避免雇佣那些被布兰克称为“寄生虫”的人，即每两到三年就因为犯下欺诈行为而跳槽的高层经理人。

“对于企业来说，一旦你失去了一个商业机密，你就输掉了整场战役，”他说。“一位调查员可以了解事情经过，你也可以看到它所造成的损失。但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从中吸取教训。”

不要信任，要甄别

有时候学习速度要比一个新来中国的公司预想得快。黄沃森（Zach Wortham）过去五年来一直在总部位于广州的敬海律师事务所内任高管。他说，外国企业需要对中国的现实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他举例说，他发现外国企业高管中很常见的一个错误是以为那些握手、喝啤酒和介绍双方家庭认识等活动能够阻止侵犯知识产权的事情发生。中国人“会找漏洞，”他说。“他们会花时间自己来研究法律，他们会请一位助理来做这个工作，或者聘请一位律师在企业内坐镇。他们会做所有的工作，所以他们会比你更懂相关法律。一旦发生状况，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我们管这个叫‘绝杀’，他们大概觉得这就是做生意的好方法。”

黄沃森的很多工作就是帮助他的客户——大部分是刚刚进入中国的中小型外企——更好地了解信息和法规。“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法规和原则，你怎么能参与其中呢？”他问道。“如果你对中国的实情掌握了足够多的信息，你就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你需要有一个计划，并且不能指望中国政府为你代劳，”他说。“这需要时间、精力和金钱。很多人不想做这些努力。他们会说：‘我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你们应该来保护我们。’而中国政府会说：‘你得保护你自己，我们现在没有人力来做这些事情。’”

这种计划中需要本地合资伙伴的参与。黄沃森说，在美国等国家，合作伙伴间会相互信任，或者达成口头的协议，并且得到适当的保护。“在中国，除非你说得很明确，不然没人会来保护你。如果你签订了一项合资协议，你需要明确地写清楚‘这是我的知识产权，这是它将会被使用的细则，任何违背这些规定的行为将会视为违约，你将会为此（侵权行为）受到这样、这样以及这样的处罚。’你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是侵权，你得详细列明处罚的细则，这样你才可能打赢官司。”

知识产权专家表示，越来越多的公司可以在法院赢得诉讼，而且执法力度，尤其是在大城市，也在得到改善。“大部分在中国经商的人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一种负面的印象，这在过去确实如此，“黄沃森说。“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实中国是有一套司法体系的。”

总体来看，罗思知识产权事务所的贝仲明补充说，“我们建议他们先预设执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起作用。”但是他也表示，希望看到更多的公司愿意对簿公堂。“行政手段能起一顶作用，但是我对那些着重依赖行政手段作为策略的公司深感失望，”他说。“如果你想对零售和小型企业发出警告，那么查缴和取缔工作是比较有用的。这是进行其它形式工作的起步。这是一个较愚钝的手段，罚款数额也很低。它能起到作用，但是威慑力正在减弱。十年前，所有的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取缔和查缴来进行的。”

法律与无序

但是安与恩事务所的包恒认为，公司有充分的理由不愿意进行诉讼。“企业从总体上说，不信任知识产权的执法机构，无论是法院、检察官、知识产权局还是工商部门，这些负责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执法的机构都太弱了。”

其中的一大问题是腐败，包恒指出。“今天，虽然不时有法官被捕入狱，但是在法院系统还是有人铤而走险。”他还指出，人们运用法院系统的各种关系来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判决，或者把案件从一个由三位法官组成的知识产权法庭移交更高的法院，这些其实都“排除了司法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法官需要从上级法院得到判决指示也降低了他们自己的独立性，而且也“削弱了上诉系统”，他说。“任何上诉都是浪费时间，因为更高级别的法院已经介入了案件。”同时，在中国也缺乏“证据法”来规范应该如何在法庭出示和处理证据。“在其它国家，证据法和一本书一样厚，”包恒说。“而在中国则没有对应的法律，这不理性。”

还有其它障碍。除了官僚机构冗长的过程，一家公司如果赢了知识产权官司，并且得到了执行许可，还必须经过仲裁法庭来取得赔偿。面对一位对案件毫不知情的法官，这一过程通常是“仿佛又要经历另一场官司”，包恒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输了官司的一方会在仲裁法庭中提出反对意见来削弱执法力度，甚至退出整个流程。

但是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欣慰的消息，那就是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渴求改变。专家表示，95％闹上法庭的知识产权案件中会包括中国企业起诉另外一家中国企业。而越来越多的本地公司随着自己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提高，也希望得到更好的保护，推动改革。“中国采取的很多针对知识产权的政策变化并不是由于国际上的压力，而是政府从本地企业中发现的问题，”罗思的贝仲明指出。

他预计，这些问题为很多正在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些企业目睹了外国公司在中国围绕知识产权所做的种种努力，而他们现在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中国企业将会经历很多美国或欧洲中小企业海外扩张时所遇到的问题，”他说。“不幸的是，他们也将经历这些痛苦。”

然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企业应该花更多时间来创造和创新，而不仅仅是模仿或者抄袭别人，”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信息技术政策中心访学的某美国软件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刘凤鸣在沃顿大会上表示。“如果中国想要走向全球，它必须重视这些知识产权问题……不然，中国仍然只会是一个制造基地，而这对中国的未来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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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编辑：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