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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台湾中部一家石脑油裂解厂发生火灾。当时，岛内蓬勃发展的环保运动并没有意识到，这片乌云之中透露着一丝曙光。五月初的这场事故已经是台塑集团一年之内在麦寮工业区发生的第四起火灾了。这片工业区原本就备受争议，如今更激起了民众对自身面临的一系列危险的声讨。岛内的政界人士也难抑怒火，呼吁该工业区内的多家石化厂中止运行，直至安全得到保障。

工厂暂时关闭的最终效果尚不得而知。但台湾环保主义者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在今年庆祝自己的胜利了。在4月份，政府驳回了台湾西部苗栗县征用良田修建科学园的计划，台南市的当地非政府组织还赢得了一场持续10年之久的战争：一项在垃圾填埋场修建大型房地产项目的计划最终告吹，因为环保人士发现该项目的开发商在环境影响报告中作假。

不过，环保人士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还是在4月22日。当天，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宣布否决一项旷日持久的提案：成立于2006年、背靠国营大股东——台湾中油公司的国光石化科技公司原本计划斥资240亿美元兴建近海炼油厂。对于环保主义者而言，经历了无数次面对面的谈判、听证会和抗议，这个结果显然是令人欣慰的。他们担心该项目可能破坏选址所在地——台湾西部的沿海湿地以及生存在那里的野生动植物，其中包括日渐萎缩的白海豚洄游廊道。

“国光石化”一案如今被当地人引为环保主义运动在台湾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在于：直到不久之前，台湾当局还在鼎力支持岛内的企业高管，而非环保人士。而如今，台湾环保组织的声势日渐强盛，台湾企业纷纷转变态度，岛内经济的发展轨迹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马英九在取消“国光石化”项目计划的当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政府希望借此契机，通盘检讨石化业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方向，实现台湾石化业的升级换代，迈向高值化发展。”

绿灯放行

实际上，台湾的环保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长足发展。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后非政府组织方才取得合法身份。第一批绿色组织就此诞生，其中包括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和主妇协会。据出生在美国的台湾环保律师文鲁彬（Robin Winkler）介绍，如今在台湾有超过200家以环保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加入了这支队伍，他们关注的内容从水土保持到动物权益，各不相同。此外，各地还有数以百计的环保组织着眼于多重目标，其中也包括绿色环保的内容。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台湾人而言，环保并非他们的当务之急。在上海CEIBS中欧国际商学院的蔡舒恒（Terence Tsai）看来，台湾人在20世纪8、90年代时的环保意识与如今中国大陆的情况有所类似：对于经济发展的迫切渴望超过了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蔡舒恒对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跨国公司的环保政策有十年以上的研究经验。他说：“一般情况下，当社会的富裕程度提高后，人们才会更加关注生活质量。”

据蔡舒恒回忆，台湾当局自上世纪80年代末起，允许产业界沿岛内西岸迅速扩张，同时在近海和内陆兴建大批工厂和厂房。这些举措都是以“提高台湾整体生活水平”为名义进行的。当时极少举行公开听证，绝大多数台湾人也默默接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毕竟这使得台湾跻身“亚洲四小虎”之一。

台湾也经常与其他几只“小虎”进行比较。与韩国等类似，台湾的经济发展极为迅猛。尽管在2008年有所萎缩，但之后该地区的GDP已经有所反弹。本年度预计增速约为5%。目前岛内的人均年收入在16550美元上下。岛内经济以服务业、电子及机械出口为主。

台湾妈祖鱼保育联盟秘书Kan Chen-yi也参与了“国光石化”的抗议。他说，很多台湾人“已经开始思考，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更多的重工业”。“每件事都可以从经济视角予以考量。GDP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却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声势日渐壮大

艾琳达（Linda Arrigo）是绿党成员之一，她于1963年从美国搬到台湾。她指出：与今天不一样的是，台湾早期的环保运动主要是以一些台北的知识分子为主。到如今，政界也关注到了环保运动主流人群发生的变化。她说：“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非政治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是支持环保问题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蔡舒恒也同意这一点。他说：“台湾的全面民主给了民众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他们既可以通过媒体，也可以通过其他非正式渠道发表意见。”政界人士深知自己可以利用这些问题有所发挥，围绕当下的环境热点问题拟定政策，例如气候变化等。即将在明年1月谋求连任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就表示，希望能够在2020年之前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30%，恢复到2005年的水平，也就是2.57亿公吨上下。为此，政府表示将在每个县划定两片区域，总共建设50个“低碳示范社区”，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节能电器和回收等。此外，政府还表示希望在2014年之前建设六座低碳城市。台湾“环保署”已经在着手收集数据，了解270家工业污染大户的排放水平（目前均为自愿参与），以便建立一套强制性的碳补偿交易计划。

但是，核能问题日益变成一个环保领域的烫手山芋，引起了政界和环保人士的同时关注。日本“3.11地震及海啸”灾难发生后，福岛核电厂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地区的数十个环保组织大为震惊，纷纷举行示威，反对继续修建位于台北东北方位的岛内第四家核能发电厂。虽然政府此前承诺在2012年底之前让核电厂投入运行，但最近数周的媒体报道显示，政府的想法已经有所转变。5月出版的一份当地报纸透露，台湾“经济部长”施颜祥（Shih Yen-shiang）首度公开表示，政府可能不会延长现有核电厂的使用寿命，第四核能发电厂“在确定安全有保障之前，也不会投入运行”。

平衡三角关系

面临如此明显变化的并非只有台湾政界人士。岛内企业界也必须适应新的环境综合体。台北欧洲商会共有会员400家。欧商会执行长何飞逸（Freddie Hoeglund）说：“经济竞争力、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之间的三角关系必须得到解决。”“如果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想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同时考虑上述三个因素。”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台湾企业根据环保情势校准企业策略并非易事。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列出的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环保规定约有30条，从2003年施行的污染管控费征收指导，到2009年发布的危险废弃物拆除许可规程。“环保署”几乎天天在网上修改现有条例或政策。专家指出，这样做可能会吓退很多外国投资者。台北渣打银行经济师Tony Phoo就说：“他们不计成本，但却面临来自环保主义者的强大压力。政策是否会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投资讲究的是不确定性越少越好。”

上海中欧国际商学院的蔡舒恒以此为背景，分析了台湾企业如何面临环保人士的“重重压力”。其中包括媒体和企业引领公共意见的能力。蔡舒恒认为，由于与国际政治脱节，台湾的新闻媒体非常关注内部事务。诸如企业环境失误这样的话题总能引起记者的兴趣。非政府组织也慢慢认识到了这一点。媒体“总是对这类问题充满了渴求，”蔡舒恒说。“这对台湾企业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管控手段。”

蔡舒恒引用了台积电作为与时俱进的企业典范。这家年营业额144亿美元的企业着手对供应链上下游的健康、安全和环境风险进行审计，并建立了一套可持续性指标，此外还为主要供货商开展培训。台积电最近又成为了第一家完成碳足迹库存的台湾企业。去年，该公司还成功达成目标，将旗下工厂的氟化碳（铝制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到低于1997年至1999年之间的平均值。

那么，对于其他本土企业和外企蔡舒恒又有什么建议呢？“一定要非常仔细地研究政策走向和公共意见。”他说，“如果你不这么做，（缺乏了解）终有一天会害了你自己。”

蔡舒恒指出，如果来自公共领域、媒体和政治上的压力还不足以令某些企业感受到压力、完成向绿色企业的转变，那么还存在另外一种压力：全球客户。与台积电类似，绝大多数台湾企业的营收都来自岛外市场。很多大客户和合作伙伴（例如台积电的大客户荷兰跨国企业飞利浦电子）都将绿色环保政策作为交易的前提。与中国大陆等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地方不同，“台湾企业别无选择，只能遵循标准化运作，”蔡舒恒说。台湾企业起码要明确表明环保责任，才会有美欧企业愿意购买他们的产品。

何飞逸说：“加强环保的法律法规和执行力度并不会导致商机减少。事实与此恰恰相反。”

但也有专家警告说：提高对环保实践的审查力度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文鲁彬就预计说，如果企业发现满足环保标准升级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那么行贿地方官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Phoo则说，其他台湾企业可能会将工厂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相关规定比较宽松的地方。

“随着两岸企业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也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蔡舒恒说，“台湾企业可能会转移到中国大陆。我们并没有掌握大陆方面的精确环保数据”，而且那里的环保规定发展也不像岛内如此迅速。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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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编辑：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