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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9月爆发金融风暴近两年之后，全球经济的风险是更低了呢，还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原由依然盘桓未去？在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教育和研究国际中心（Pen Lauder CIBER）和桑坦德大学（Santander Universities）在沃顿商学院举办的题为《全球风险：新展望和机会》（Global Risk: New Perspectives and Opportunities）的研讨会上，这些问题成了核心议题。与会者达成的共识是：尽管我们在设法应对切近的威胁，但是，不稳定的长期驱动因素依然相当活跃。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的经济学家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deleveraging）（指减少使用金融杠杆，或通过抛售资产等方式降低负债、偿还债务的操作。这个过程会造成大多数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房地产的下跌。——译者注）、高企的失业率、房地产市场的二次衰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问题以及国会的僵局。”将这些问题留给未来，会导致债券市场的反叛。经济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是风险的另一个源头。“新兴市场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鲁比尼表示，这些国家存在着经济过热的危险。

以下内容即为本次研讨会报告的摘录。

专家们逐渐达成的共识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潜在因素依然没有消除。尽管我们在设法应对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切近威胁，并力图防范最具灾难性的后果，但是，造成全球动荡的长期驱动因素依然相当活跃。

事实上，这场危机加速了长期存在、会导致动荡和混乱的某些趋势的发展，其中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中的有些经济体正在经受经济过热，从而，会遭受泡沫破裂之苦，“结果的出现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快，”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教授黄亚生谈到；这些趋势还包括：正在改变的人口年龄结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蠢蠢欲动；富裕国家债台高筑的政府在应对深层次经济问题时能力有限；以及对稀缺自然资源和能源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等。“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很多潜在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消除——这是不祥之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授安·哈里森（Ann Harrison）谈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研究部副主任斯梯恩·克雷森斯（Stijn Claessens）指出，政府干预措施大都是在以前的危机中见过的——“流动性支持、银行资本重组，再加上和以前一样的错误。如果我们盘查一下今天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必须承认，改革和重组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理查德·贺林（Richard Herring）指出：“这股‘传染病’的最初动力是巴黎银行（Paribas）拒绝支付后，银行丧失了彼此之间的信任。贸易金融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赖这种信任。可我们却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试图将危机解读为流动性危机，对银行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场偿付能力危机（solvency crisis）。所有的中央银行都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而不是在应对偿付能力危机。”

“如果它们越来越关注短期而不是长期的未来，那么，整个欧洲都会采用具有破坏性的贴现率。”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公共财政学教授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谈到。“‘东亚虎’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很好，一个原因在于，它们很幸运，它们的领导者将国家的整体价值在全球排行榜上推向了比其自身实力和地位更高的位置。面对整个国家，我们的做法则是认为这可能是领导力的问题，或者可能是改变贴现率的问题。我们之所以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是因为我们似乎还没有一位一言九鼎的人说：‘这将是30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子孙后代到底为我做过什么呢？’的态度。”

“看看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差异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布鲁斯·卡卢瑟斯（Bruce Carruthers）谈到。“尤其是在考虑到民主国家人口年龄的时候——年长的人要占用更多的资源，此外，他们在政治上也更有分量，这就意味着，在民主国家，制订解决这个问题的政治方案会更棘手，而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可能就没有这么困难。”

克雷森斯指出，“在形势开始变得更危险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足够强健的机构遏制泡沫。我们没有足够完善的监管体制，用以掌控‘旋转门’（意指个人通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游走，导致政府积极参与商界，并使商界对政府政策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破坏监督与制衡制度的现象。——译者注）、分清责任并实施充分的监督。”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也认为，导致危机的原因依然存在。“虽然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么严峻了，不过，穷人依然债务累累。只是这次是通过其他种类的债务表现出来的，比如，用以补偿收入降低的信用卡债务等。”

詹姆斯谈到，我们不应该抓住信用评级机构不放，而是应该取缔它们。“除掉信用评级机构是接下来的一个重要举措。”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它们与发行人狼狈为奸，“这也是它们要取得某种地位——能对市场结果产生独到重要影响的地位——的原因。”他谈到。

“人们正在努力解决超大银行和机构中的错误激励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无法很快得到解决。下一次金融危机很可能在‘方位’上稍有不同，对此，我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冲击不会恰好打击同一个地方。”詹姆斯补充谈到。

“只要出现全球经济失衡，我们就会在大衰退中稍稍减少一些这种失衡，但并不会使其完全消除。”詹姆斯谈到。“这样很好，因为如果试图消除失衡，就会逆全球潮流而动——这种行为实际上会引发一场‘大萧条’而不是一场经济衰退。现在，全球失衡再次加剧，另外，我们还身处一个廉价货币助长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新一轮暴涨的时代。所以，问题在于，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会爆发这些危机的世界中。”

华尔街一切照旧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认为，“华尔街的金融体系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虽然人们在讨论《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即美国2010年实施的法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可是，我们真的改变薪酬制度了吗？我们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了吗？我们分拆商业银行、风险更高的‘影子银行’和投资银行了吗？没有。所以，一切照旧。”

鲁比尼谈到，美国存在着复苏乏力的风险。“如果公共部门去杠杆化、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并削减开支，那么，这些举措就会引发家庭部门的另一轮去杠杆化。此外，劳动力市场虽然得到了改善，但是，失业率依然处在很高的水平。”

大部分与会者都认为，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会受到华尔街回到“一切照旧”状态的威胁，高管的薪酬鲜有改变，风险或许在更多地聚集，“大到不能倒”的问题也许愈演愈烈了，同时，“影子银行”的问题依然盘桓不去。

主权债务

鲁比尼谈到，另一个需要密切注意的问题是发达经济体的主权信用风险。“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都会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他谈到。“所以，主权信用的风险，降低预算赤字以及稳定公共债务的问题，并不只是欧元区外围国家面临的挑战，它们也是发达经济体将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鲁比尼补充谈到，有几个因素是美国应该着重考虑的，其中包括“家庭部门的去杠杆化、高企的失业率、房地产市场的二次衰退、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问题以及国会的僵局等。”将这些问题留给未来，会导致债券市场的反叛。经济高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是风险的另一个源头。“新兴市场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鲁比尼表示，这些国家存在着经济过热的危险。“在采用紧缩货币政策以及利用汇率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它们一直行动迟缓，所以，通货膨胀率现在在不断上涨。在它们中间，很多国家的‘消费篮子’（consumption basket）有三分之二是能源、食品和运输。所以，它们需要在为了政治理由而在保持高增长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达成平衡。”

欧元区外围的国家，面对的不只是公共债务一个问题，鲁比尼谈到。“很多国家的金融系统都陷入了困境，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的国家。它们需要清理银行，可能还需要重组债务、处理不良资产。这些国家一直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则被中国、中欧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剥夺了市场份额。工资的上涨速度超过了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它们面临的致命一击就是本国货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它们怎么恢复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呢？尽管欧元区崩溃的风险现在比一年前已经大大降低，不过，要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依然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最佳解决方案可能并不是人们最认可的方案，鲁比尼补充谈到。“这场危机肇始于私营部门的过多债务；而私营部门债务的社会化随后则引发了公共债务问题。有些国家深陷这种债务的困境，而这类债务却丧失了进入市场的资格。现在，我们有了‘超级主权机构’（super-sovereigns）来救助主权债务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就是其中的两家。所以，我们还在拖延：拖延私人债务、公共债务以及‘超国家债务’（supranational debt）的问题。现在，即使来自月球或者火星的人也救助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等机构了。”

鲁比尼谈到，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有四个选择：“第一是增大分母——也就是取得足够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此之多的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会导致经济增长的缓慢，所以，这种方式无法让我们摆脱债务问题。第二种选择是更多地积蓄。但是，如果突然之间每个人都消费更少、储蓄更多，那么需求就会降低，产出也会随之减少，从而，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便会再度提高。第三种选择是通货膨胀——但是，这种选择会导致间接破坏。现实可行的第四种解决方案是债务重组。我们还不想这么干，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选择可能是必不可少同时也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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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编辑：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