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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尴尬错位:在数量和质量面临瓶颈的背后
China's Labor Force: Rethink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Bottlenecks

[ 2011-06-16 08:44]     字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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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中国的竞争优势还一直基于一个重要因素:大量唾手可得的廉价低技能劳动力。但这个优势很快就将捉襟见肘。令人尴尬的劳动力过剩和劳工短缺已在这个经济体中同时显现。愿意前往中国工业化地区打工的低技能农民工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则在为稀缺的白领工作职位拼命竞争,他们接受的薪水和福利待遇水平,已经低于比他们学历更低的人在几年前的平均水平。

中国的13亿人口曾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源泉。但是,今年4月28日中央政府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在十年间只增长了5.8%,是10年前人口普查时人口增速的一半。此外,这个国家的工作人口数量也在萎缩。15岁及以下年龄的人口比例降低到了6.3%(超过2.22亿),同时,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则增长到了2.93%(超过1.77亿)。专家告诫说,中国在2013年就可能出现劳动力的大范围短缺。

而同时,年轻的大学生——这一曾经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庞大群体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境遇。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有近700万人从大学毕业,其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人无法找到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对数亿蓝领工人的需求在10年中首次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与这些统计数字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有专家认为,求职者的技能与公司需求之间的错位正在不断恶化。对北京来说,这是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在中国经济努力向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业转型的时候,解决劳动力市场的错位是个艰难的挑战,尤其是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新一代劳动力对未来的期望与社会对他们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愈来愈大的不平衡。

提高工资标准

人们的大部分关注都投向了这个国家蓝领工人的数量,有报道称,这一数字在逐渐减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Employment and Social Protection Research Center)主任袁志刚谈到:“自去年春节之后,很多回家休假的工人不再回到工厂工作了。”他认为原因之一在于,在这个国家的经济日渐繁荣的时候,农民工越来越不能接受以前确定的低工资标准了。

他还谈到,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开始工业化进程,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赶上其他地区,很多工人都可以在家乡附近找到工作。这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选择,尤其是现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活成本在不断上升。因为选择在不断增加,所以工人会要求在东部发达地区能拿到更高的工资,以便让远走他乡是划得来的选择。尽管这一现实的大背景是,从2009年到2010年,全国最低工资增长了22%以上,上海以每月最低工资1,120元(173美元)的水平领先全国。

但是,年轻一代的工人认为,工资标准还应该提升到更高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人,“对生活的期望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希望留在自己移居的城市,还希望得到更好的待遇。”袁志刚表示。

因为认识到工人的不满对社会稳定是个威胁,所以中国政府出台了要求公司越来越多地承担员工成本的法规。其中包括社会保险,在某些城市,社会保险甚至已经从每个员工每月200元提高到了占其工资50%以上的水平。

对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这些变化是相当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机构翰威特咨询公司(Aon Hewitt Associates)认为,这种紧张状态最显著的信号已在东南沿海地区——出口制造业的传统核心地带——出现,很多工厂已经关闭,或者在亏本运营。

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联副主席王新奎指出,不断上升的成本,让其成员企业,特别是地方私营企业深表忧虑。“过去,劳动力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农民没有工资;只要能挣到钱,他们就很高兴。企业对劳动力极低的价格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种光景已不复存在。而企业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接受新现实。”

他谈到,有些公司,比如,台湾的高科技产品制造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Foxconn)采用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迁往内陆地区,在这些地区,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而且价格便宜。然而,它们虽然通过迁移至内地从更便宜的新劳动力资源获得了收益,但更高的运输成本以及缺乏周围的配套企业也让它们遭受了损失。“很少有企业把产业链全部搬迁到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制造业只占全部制造业的4%。”王新奎谈到,“实际上,企业面临的并不是劳动力数量的短缺问题。如果工资水平能够提升得足够高,依然有很多工人愿意前往这些城市打工。”

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

但是,对很多公司来说,深表忧虑的主要问题并只是劳动力的成本,而是他们所拥有的技能。目前,最短缺的是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熟练技术工。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各种水平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供需缺口为60%到90%。

看起来,这是一个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翰威特上海分公司发现,高级工程师的月收入可达4,000元,技术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也在3,000元左右,均高于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入门工资水平。然而,技术专科学校依然在为招生犯愁。

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最贫穷的体力劳动者没钱在进修上投资,王新奎谈到,“我曾参与过一个培训保姆和护士的政府培训项目。我们在培训课程上花了很多钱,以便让工人能够免费参加培训。但是即便如此,也没人来。因为对农民工来说,在学校度过的每一天,都意味着损失一天的工资。最后,我们不得不付钱给学员,让他们来接受培训。”

复旦大学的袁志刚谈到,与此同时,很多职业技术学校都要求申请人拥有本地户口,而农民工大都没有城市户口。另一个障碍是文化的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比起大学学位来,职业技术学校只是二流的选择,是离家开创更好生活的失败之选。而城市居民对专科学校更是低看一眼。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实施,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每年毕业生数量的8倍之多。去年,每1000人中有8.9位大学生,而10年前则只有3.6人。“大学已经从精英教育机构变成了大众教育生产线。”袁志刚表示。

“文化和经济因素导致了中国教育的两极分化。”王新奎认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和高层都聚集了大量的人群,而中间层的人数则很少。”

然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蓝领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更重要。“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有助于促进消费,并进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袁志刚说道,“但是,虽然工人获得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是好事,不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依赖于让工资无限上涨的政策。更重要的问题是提高生产力。我们应该通过培训来提高每位工人的生产率。”

王新奎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是无法持续的。工资虽然在不断上涨,但工资的提高与每位工人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匹配。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译者注)的危险。在发展中国家的世界,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已经有很多这种先例了。”

需求和供给的严重错位

中国向第三产业经济的转型既缓慢又艰难。袁志刚认为,中国周边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已经在服务业上占据优势地位。而在中国国内,服务部门则几乎悉数被国有垄断企业把持,而这些企业竞争力很差,比起地方企业来,它们对变革也更加抵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一系列痛苦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袁志刚谈到。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第三产业职位空缺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下降,过去10年来,这些职位空缺从72%已经下降到了59%。另一方面,得益于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的兴旺,第二产业的职位空缺则从25%上升到了38.7%。

但是,无论哪个部门,员工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这个国家的求职者——也包括最近毕业的大量大学生——没有应有的技能。翰威特咨询公司中国区负责薪酬管理工作的张宏谈到,国内消费行业,比如,制药、快速消费品以及汽车等行业,面临着尤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求职者很少拥有雇主能拿来即用的出色技能。”为此,公司已强加内部培训来应对这种状况,但是这一措施也有风险——在中国,“跳槽”很普遍,在很多公司,新员工在入职前6个月的流失率会高达19%。

袁志刚认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难咎其责。虽然中国的经济一直在迅速发展,但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同步赶上,没能让毕业生为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大学教育体系提供课程的基础是教师的想法,而不是市场需求。这与西方大学的观念完全不同,后者根据市场需求来确定课程。”所以,尽管中国大学毕业生总体而言已经过剩,但供需缺口依然显而易见,比如土木工程以及高端财务分析等领域存在大量供需缺口。

人们的期望也需要引导。“在接受教育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方面,大学毕业生存在严重的问题。”张宏表示,“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与他们希望从公司得到的回报——工资以及升职等——之间的落差,是员工流失率高企的最重要因素。”今天的现实是,只有名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才有机会得到传统上需要大学学历的“精英职位”。

中国的国有银行建设银行属于那种最受年轻求职者欢迎的雇主,该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人力资源总监谈到,每年有1万多名求职者竞争该企业大约500到600个职位。“我们根本不会考虑那些没有上海户口的求职者。这种方式很残忍,但也是缩小选择范围的最便捷方法,”她谈到。

即便同为当地的大学毕业生,招聘程序也会向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严重倾斜。在该银行,大约400个每月起薪5,500元的职位,会在每年进行的第一轮校园招聘中,分配给全国17所顶级大学的毕业生。在其他大学随后进行的几轮招聘中,只能提供大约600个工资更低的更低职位。

袁志刚认为,就像农民工问题一样,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在于教育改革。“政府应该做的最重要工作是培育人力资本,是专注于劳动力的培养方式,而不只是关注人口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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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index.cfm?fa=article&articleid=2421

(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编辑:崔旭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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