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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移民创业企业家维韦克·瓦德华（Vivek Wadhwa）来到美国并留了下来，他创建的两个公司为美国人创造了一千多个就业岗位。现在身为学者的瓦德华亲眼看到，现在的移民并没有追随他的脚步。每一年，他都会问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自己班里的外国学生，有多少人想永远留在美国。“以前，每个人都会举手，”瓦德华谈到，“可现在，他们会不解地看着你，他们会问你：‘你是什么意思？’”

瓦德华和四位合作者在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设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为企业家精神研究提供支持的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最近推出的一篇报告中写到，对大多数希望创建企业的高技能移民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希望之乡”了。在这篇题为《对归国企业家来说，印度和中国确实更令人神往》（The Grass Is Indeed Greener in India and China for Returnee Entrepreneurs）的报告中，研究者们对153位从美国返回印度或中国创建企业的专业人士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72%的印度归国人员和81%的中国归国人员认为，在自己的祖国创建公司的机会比在美国的机会“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有人认为，对美国来说，移民回国潮是“人才外流”（brain drain），因此，美国需要全面检查自己的移民政策。他们认为，把未来的企业家打发走，美国会丧失新公司、新工作岗位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不过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离去）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推动力与其负面影响的强度是一样的：随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日趋繁荣，他们在本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机会极具诱惑力，无法抵抗。有些专家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移民的回归对美国来说都并不意味着损失。他们将这股回归潮更多地视为一场“人才循环”（brain circulation），这个循环对两岸的经济都有好处。

身为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资深研究员、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和商业化研究中心（Duke's Center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Research Commercialization）主任的瓦德华，关注的是各种观点中“人才外流”的一端。“这不是人才外流，而是‘脑出血’（brain hemorrhage）。”他坚称。他认为，归国潮是个政策问题，是签证系统在911和dot-com泡沫破裂后出现故障的后果，50多万移民人才为此深受其累。瓦德华指出，现在，未来的创业企业家要在“绿卡无着落”（green card limbo）的状态等待数年的时间，他们被束缚在H-1B签证（指特殊专业人员临时工作签证，是美国为引进国外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的一类工作签证。申请者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并完成高等教育的专业课程。——译者注）的工作上，既不能转换雇主，也不能晋级。“你不但无法创办一家企业，而且你的职业生涯发展也陷入了停滞。”

这是与瓦德华30年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时完全不同的情形。“我只用了18个月就拿到了绿卡。”他回忆说。15年后，他创办了第一家企业——这种情形并不少见。2007年，瓦德华在对2,000多家公司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发现，事实上，在1995年到2005年期间创建的每四家公司中，就有一家企业至少有一位移民创建者。而在硅谷，这类企业的比例则高达52%。

瓦德华认为，如果提供较好的机会，移民会继续在美国创办企业。他认为，《创业签证法案》（the StartUp Visa Act）——为拥有足够的风险投资创办企业的移民发放绿卡的一项国会提案——将会“让企业家精神奔涌而出”。这个法案“在短期内就可以创造出数千个工作机会，而从长期来看，则可以创造出数十万个就业机会。”在考夫曼基金会的那份报告中，尽管不到10%的接受调查者称，签证在他们是否回国的决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80%的接受调查者称，签证问题“并不重要”或者“一点儿都不重要”，不过，瓦德华却对这些反应持怀疑态度。“人们说，他们之所以回国是因为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在这里扎根的机会。”

比一张绿卡更复杂

瓦德华的合作者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安娜利·萨克斯尼安（AnnaLee Saxenian）教授认为，移民回国有很多理由。“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移民回国的主要理由在于，他们的祖国能给他们提供经济上和专业上的新机会。”她谈到。“然而，取得签证的艰难，自911之后美国对外国人的疑心，以及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也都是将他们‘推出去’的原因。”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伊桑·莫里克（Ethan Mollick）认为，移民回国的决定远不是一张绿卡这么简单。“将他们归国的决定完全归因于政策有失公允。”莫里克谈到，他曾研究过创新行业的初创企业。归国人员在决定走向何方的时候，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劳动力成本、资金筹措、基础设施和法规，而且还会考虑到社会支持系统、生活质量、家庭关系以及很多其他因素，他谈到。“这是个很复杂的决定。”

考夫曼基金会的这份报告指出，印度60%的归国人员和中国90%的归国人员谈到，在自己的回国决定中，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分别有76%的印度归国人员和51%的中国归国人员认为家庭关系非常重要。超过60%的印度归国人员和51%的中国归国人员称，为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想法激励自己回到祖国。

莫里克指出，截止到目前，对初创企业来说，尽管在风险投资和商业网络方面，美国“依然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更具优势”，不过，其他地方也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了。“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到了，初创企业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关键因素之一。”他谈到，他还指出，美国62.5%的新工作岗位来自成立不到5年的公司。很多国家正在建设技术中心，并制定了激励计划，以吸引高技术创业企业家。举例来说，智利就为高技术企业家提供永久居留签证、3万美元的启动资金以及5年的房租，以便让他们大胆地将企业转移到这个南半球国家。

沃顿商学院会计学教授、企业家精神的学术性杂志《企业创业学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的编辑盖文·凯撒（Gavin Cassar）指出，企业家的支持网络也开始转移到海外。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之所以一直是对人才充满吸引力的国家，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拥有为成功初创企业服务的体系——其中包括律师、会计师、风险投资家、天使投资家以及有助于交易完成的规章制度。但是，随着移民创业企业家开始回归祖国，随着美国的经济陷入艰难处境，美国的风险投资家越来越愿意在海外投资了。除此之外，富有或者拥有风险投资经验的移民也开始在自己的国家寻求机会，并将某些支持体系带回了国内。“在过去的5年到10年中，成本效益（cost benefits）已经确定无疑地转移到了”移民所在的国家，凯撒谈到。“企业在这些国家运营的劣势开始逐渐消除了。”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戴维·许（David Hsu）认为，对移民来说，另一个“吸引因素”可能是：比起那些在专业技能上与自己形成互补的人来，初创企业的创建者可能更愿意与自己同种族的风险投资者达成合作。“我们愿意与我们更相似的人打交道。”戴维·许谈到，他研究分析了初创企业创建者和风险投资者的各种特点，以期弄清他们结成伙伴的原由。戴维·许研究了每组伙伴背后的各种因素，其中包括性别以及是否是校友等因素。“结果表明，有很多伙伴关系的基础是：‘我们两个都是印度人’或者‘我们两个都是中国人’。”在考夫曼基金会的那份报告中，19%的中国公司和5%的印度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大部分公司（73%的中国公司和86%的印度公司）都是用个人积蓄创建的。

知识交流

戴维·许谈到，对考夫曼基金会那份报告谈到的政策潜在影响，他还“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因为归国创建企业的人是否本可以给美国市场创造同样多的价值尚无法确定。他列举了搜狐创建者张朝阳的例子。作为中国最早归国的创业企业家之一，张朝阳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就是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回国创建了汉语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该公司未经审计的第一季度报告显示，现在，公司拥有一千名员工，并在2011年第一季度创造了创纪录的1.744亿美元的收入。“如果张朝阳在美国创办企业，是否能创造同样多的价值还是个悬疑问题。”戴维·许谈到。当张朝阳回国创建自己的企业时，（与搜狐）类似的多个网站在美国已经构建完成了——在dot-com泡沫破裂以后，硅谷的某些初创企业也彻底崩溃了。“你不能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观察表现指标，之后说，从一对一的角度来看，我们丧失了那些价值。因为两国的环境是完全不同的。”

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洛丽·罗森科普夫（Lori Rosenkopf）对人际网络和协作状况的研究表明，即便移民确实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美国也能从他们与美国的长远距离中获益。通过对专利引证的分析，罗森科普夫研究了当工程师从一家企业转到另一家企业时的知识流动形式。以前，人们一直认为，如果一位工程师离开了一家企业，他的所有才能和知识都会被他带到新公司。但是，罗森科普夫发现，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智能全部带走。“他虽然去了新地方，不过，他仍然与老企业保持着社会联系，这样就形成了知识的交流。”她谈到。罗森科普夫注意到，在专利申请中，两家企业的工程师经常会引述老同事的工作成果，所以，她得出的结论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程师依然在继续协同工作，因此，两家企业都能从中受益。她还发现，人们走得越远，这种交流越多。“当人们距离更远，身处不同的地区时，这种学习的效果实际上会更为显著。”她谈到。

尽管罗森科普夫还没有研究过移民的知识流动问题，不过，她对人际网络和协作的研究表明，移民归国会增加两国之间的交流。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归国的创业企业家非常看重与美国保持联系：84%的印度归国企业家和81%的中国归国企业家称，他们与美国的家人和朋友保持着每月至少联系一次的频率；66%的印度归国企业家和55%的中国归国企业家均与美国的前同事保持着联系；在过去两年中，印度和中国的归国创业企业家去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工作旅行的次数平均分别为2.5次和4.3次。

考夫曼基金会报告的合作者王辉耀认为，对美国来说，移民归国并不是个问题，因为他确信，这是个长期交流的开始。“我认为这并不是美国的人才外流，我将其称之为人才的流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访问研究员、设在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主任王辉耀谈到。王辉耀将现在的人才流动模式称为全球化的“第三次浪潮”：全球化的第一次浪潮是商品的交易，随之是资本的流动——而现在则是人才的流动。王辉耀指出，很多中国企业家通过将其公司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方式又回到了美国，而且也在使用美国的律师、会计师和通信机构的服务。“政府的政策应该促进人才的这种流动。”王辉耀谈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才交流。”中国人将归国人员称为“海龟”（sea turtles）——“海归”的谐音。王辉耀认为，现在，更好的称谓应该是“海鸥”——因为它们会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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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沃顿知识在线 编辑：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