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调“为人生而学术”

记者:你从古典文学到艺术，到美学到心理学，再转入城市研究和历史政治，这个过程看起来相当复杂，你当初为什么不直接来搞历史和政治研究呢?

易中天:我不主张把一个人的研究范围按照所谓专业来画圈圈。

而且我们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也不画这个圈。我们古代的先辈、我们的先贤们，他们是没有这个界限的，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那么我们既然强调中国特色，总要有一部分人保持这个特色吧，继承这样一个传统。实际上人文学科，它就是一个对象，人或者说人类社会，只是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切入。但最后归根结底是要打通的，一定要打通的。

记者:问题是人文学科分裂了几十年了。

易中天: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笑)。本来学术研究，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兴趣，来作这样一个工作。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等种种原因，它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你把学术研究作为谋生的手段，它本身是学术的不幸，但是不可避免、无法改变，所以我们也不去批评他。

但是我觉得一旦一个人有了这个条件，能够不再为谋生而学术的时候，他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因为我要自己选择，因此我也不去申报各种奖项，基本上我也不按照他们规定的框框去发展，就是求得一个心灵的自由吧。

每个人走的路是由自己来选择的。至少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已经有了选择自己道路的可能性。对于我这样一个退休的人，就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了。

记者:这个现象是不是和大学分科有关，就是说整个人文学科的设置，课程、评奖，都是按照这个方向来给的。

易中天:对的。确实与这个有关系。但是还是与本人有关系，我也是被他们分到科的，被分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个盒子里，但是你可以跳出来。而且中国的大学完全是按照工科、理科的方式进行改造、建设的。现在管理大学的官员全部是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

我有一个观点:国家领导人可以由学工科的来担任，各地方首长也由学工科的人来担任，很好。我并不反对。因为学工科的人有一条好处就是比较务实，讲究可操作性，这个是比人文知识分子好的地方。唯独文化部长、教育部长是不能由他们来担任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将用专文来进行研究。

记者:能够把学术著作当当随笔写，很多人不具备这个功夫。你的叙述方式是怎样养成的?

易中天:我觉得第一是态度，第二是功夫。另外，历史我还是正说，我没有胡说八道，我没有细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写《闲话中国人》开始养成的。现在回过头看《闲话中国人》,还是一个过渡阶段，有过渡的痕迹，在表述上还是一种传统的学术论文和现在这种写法之间，里面也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慢慢写着写着就顺手了。

我老早从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开始，就有那种想法，为什么学术著作非得按八股文的方式写呢。我的《艺术人类学》的写法同一般人写的那些讲义、教材已经是不一样了，已经有了那个风格，但是那时只是在文字的表述上力求优美，用美文来表述。到了《帝国的惆怅》的时候，连思维方式都变了。

即使我用随笔的思路写作，我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逻辑性是很强的，一层一层皮这样剥下来，周泽雄有这样一个评论，说我是用推理小说的写法，每一个结论的给出都伴随一道利落的剑锋。推理小说的逻辑性是非常强的，我喜欢读推理小说就是喜欢它的逻辑性，它是灵魂。而我们现在许多学者的著作逻辑性不强，板着面孔不等于逻辑；另外我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没有一点调侃和戏谑，是“严肃的态度，活泼的表述”。(张英）

来源：新华网